牛在中国古代是牛科 (Bovidae) 中不同种和不同属家畜的统称。通常指黄牛或普通牛 (Bos taurus) 和水牛 (Bubalus bubalus) ,也包括牦牛等。
中国牛种的驯化和演进 普通牛的驯化,距今至少已有 6000 年的历史,在草原地区可能更早。长期的定向选择以黄色为主(见《礼记·檀弓上》),牛角也逐渐变短。到春秋、战国时代,已出现优秀的牛种。现代著名的秦川牛,奠基于唐代,可认为导源于当时,毛色则以红色为主。至于塞北草原的牛种,据南宋徐霆《黑鞑事略》中说:“见草地之牛 , 纯是黄色 , 甚大,与江南水牛等,最能走”,也说明了牛种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差异。
水牛在中国南方驯化较早。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二处文化遗址的水牛遗骸,证明约 7000 年前中国东南滨海或沼泽地带,野水牛已开始被驯化;现除在云南偏远地方外 , 野水牛已绝迹。从古代文献看 , 甲骨文中有“沈牛”一词 , 被释为水牛的古称 , 汉代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也有此名词。现陈列在美国明尼亚波里斯美术馆的卧态水牛铜像,是周代文物。明代《凉州异物志》载“有水牛育于河中”,证明古代在今甘肃武威地区也有水牛,只因数目稀少,被视为珍异动物。
牦牛由野牦牛驯化而来。古代用牦牛尾毛制成的饰物称旄,常用作旌旗、***矛和帽上的饰品。《书经·牧誓》载“右秉白旄”;《荀子·王制》说:“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,然而中国得而用之”,说明先秦时期牦牛产品已成为与西部地区商品交换的内容之一。《吕氏春秋》中“肉之美者 , ……牦象之肉” , 说明牦牛(自古也供肉用。
牛利用的历史发展 牛在远古时代就被用作祭祀的牺牲。据古文献载,每次宰牛多达三四百头,多于羊和猪的数量。周代祭祀时牛羊猪三牲俱全称太牢(一说太牢是肥育牛的畜栏);如缺少牛牲,则称少牢,说明自古即以牛牲为上品。《礼记·王制》称:“祭天地之牛,角茧栗;宗庙之牛,角握;宾客之牛, 角尺。”这是根据牛角的发育程度 , 判断牛的老幼,从而区别牛的等级。为了掌管国家所有的牛在祭祀、军用等方面的用途 , 周代设有“牛人”一职,汉以后曾发展成为专管养牛的行政设置。
牛在古代的主要用途是供役用。牛车是最古老的重要陆地交通工具,有认为尧、舜以前已发明牛车,但后来的发展不及马车。井田制度规定每十六井有戎马一匹、牛一头,以备征用。在有驿站交通后 , 牛在某些朝代 , 也用于缺马的地区或无需急行的驿运。历史上每当大战之后 , 马匹大减 , 牛车就应运而起,甚至有骑牛代步的。元代大量搜刮民马,民间的畜力运输曾以牛为主。但使牛的利用发生决定性变化的,则是农业生产中牛耕的发展。有说牛耕始于铁器农具产生以后。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,犁字无不从牛字。孔子的门徒冉耕 , 字伯牛;司马耕 , 字子牛,二人的名号中都有相应的“耕”“牛”二字。这些似都可说明耕地与牛的关系和牛耕之早。自汉代以后的 2000 余年来 , 许多出土文物更可证明牛耕的发展。“二牛抬杠”和用单套牛耕作的方法,已见于徐州地区汉墓的石刻和嘉峪关、敦煌、榆林等地的壁画。唐初李寿墓的壁画则说明早在 1000 多年前,无论是牛的轭具或耕作技术,都已发展到相当于近代农具的水平。
牛乳及其制品,一向是草原地区各族人民的主食。南北朝时期,已遍及北方农村,《齐民要术》就详细记载了农民挤牛乳和制造乳酪的方法。乳制品在古代通称为酪,也很快推广到南北各地,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,唐时在今甘、青、川诸省以及庐州(今合肥市)也已有此产品。此后,江南如湖州、苏州等地农民也养乳牛,挤乳作酪,并制成乳饼及酥油为商品。直至西洋乳牛输入以前,中国南北不少城市早有牛乳供应,采取的是赶黄牛上门挤乳出售的方法。 20 世纪初期开始 , 才从欧美引入乳牛品种 , 饲养在各大城市,供应乳品。至于牛的肉用,虽在 1000 多年前已出现近乎肉牛型的优秀牛种,但限于特定的经济条件,加以佛教的影响,一直未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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